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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還是牛奶?對作為「母親」的女性來說,從未是一個簡單的選擇

2021-01-18 18:17:50 親子 37人瀏覽
在現代社會,牛乳是餵養嬰兒常見的食物,牛乳哺育被中國人接受卻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清末民初,社會對牛乳哺育的看法頗為負面,在「強國強種,良母有責」的話語規訓下,母親親自授乳開始成為良母的標準和天職。但母乳哺育也為當時的女性帶來了諸多困擾,哺乳的壓力往往迫使「在職母親」放棄工作回到家庭,「摩登母親」也不願意因為母乳餵養破壞身形,限制出行的自由。此外,民國時期的媒體往往只會讚揚母愛的偉大和無私,選擇性地呈現或刻意淡化女性授乳的痛苦。在這種敘事下母親的心理感受鮮少被重視,女性的哺育之痛也被忽略和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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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奶粉進入中國市場為牛乳哺育的發展帶來契機,中國的哺育方式發生了悄然的轉變。奶粉商在報刊和櫥窗刊登廣告,將「科學」「衛生」作為奶粉營銷的重要因素,證明牛乳哺育一樣可以養育健康的寶寶。另一方面,奶粉商還暗示牛乳哺育可以減輕女性的哺育之痛,幫助女性卸下「母職」,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因此牛乳哺育逐漸擺脫了原先的負面形象,成為嬰兒哺育的重要選擇。那麼牛乳哺育真的可以減輕近代母親的哺育壓力,讓她們鬆口氣嗎?

采寫 | 湯明明

民國時期的勒吐精代乳粉廣告牌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講師盧淑櫻在《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探究了牛乳哺育在近代興起的原因,哺育方式的轉變對母親角色的影響。盧淑櫻認為近代哺育方式的變革以及母親角色的轉型一直受到父權制、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女權主義的交叉影響。她發現近代關於中國嬰兒哺育的研究,較少提及母親在哺育方式自主權的問題。事實上,母親哺育方式的選擇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比起「強國強種」的國家話語,日常生活的安排、消費模式以及商品化、市場化等現代性的因素更能影響母親哺育方式的選擇。為了釐清當時母親哺育方式的選擇,盧淑櫻搜集了大量的哺乳故事。除文字資料外,參考了電影、照片、漫畫等圖像資料,將母親大致分為「賢妻良母」「在職母親」「摩登母親」,探究哺育方式的變革對不同階層、教育背景、家庭模式的女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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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盧淑櫻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 2020年6月版

近日,新京報通過郵件採訪了作者盧淑櫻。在採訪中,盧淑櫻解釋了選擇哺育方式進行研究的動因,影響近代中國母親哺育方式的因素,以及牛乳哺育對近代母親角色轉型的影響,並簡要地對當代中國女性哺育困境做出回應。無論是近代還是當代中國,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如何在育兒的過程中掌握身體的自主權,一直都是想要為人母的女性需要解決的難題和矛盾。回望歷史進程中女性在哺育方式的選擇或許會對我們理解當今女性的困境有所幫助。

盧淑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講師,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性別史和兒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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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從母乳餵養到牛乳哺育:

由民間自發的哺育方式轉變

新京報:當初出於什麼契機讓你想要從哺育方式的變化著手,探討近代中國母親角色和社會的變化?又為何選擇1895到1937年這個時間段?

盧淑櫻:這本書的基礎是我的博士論文。為何從哺育方式入手,是因為當時搜集數據,發現上海市檔案館有大批關於牛乳的檔案,在導師葉漢明教授指點下,就朝著母乳及牛乳哺育的方向出發,剖析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轉變。至於為何從1895年開始,是因為自甲午戰爭後,日本的家政學開始傳入中國,當中詳細討論了各種哺育方式和母親角色等問題,可說是中國婦女有系統地接觸牛乳哺育知識的開端。下限設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是因為戰時物資短缺,加上資料有限,難以確切得知當時牛乳哺育的情況,所以就在戰爭爆發前一刻作結。

新京報: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也是女權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段,它對哺育方式的轉變有何影響,當時有沒有什麼代表性的觀點?

盧淑櫻:說來有點奇怪,在研究過程中,絕少發現當時女權主義關於嬰兒哺育的討論。即使20世紀30年代的左派婦女刊物,也只呼籲立志全身投入社會的婦女不婚不育。相反,《玲瓏》等時尚婦女雜誌,中間刊登的授乳影響母親美貌與身材的言論,或許可視為關於哺育的另類女權論述。

民國時期的代乳粉廣告,「美女牌代乳粉」的名稱,暗暗指向哺乳對母親身體的影響

新京報:當時國家層面又是如何看待「牛乳哺育」的興起的?支持「母乳哺育」的人又有怎樣反對的聲音?

盧淑櫻:1928—1937年間,國內外的威脅從未間斷,加上經濟問題,足夠令當時的政府忙得不可開交。縱然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政府也沒有多少時間和心力放在嬰兒哺育問題上。諸如20世紀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也只是鼓勵婦女好好打理家中大小事情,空餘的時間便去幫助左鄰右舍,可見國家層面對牛乳哺育的興起並不著緊。相反,社會上有強烈的聲音,討伐這群有乳不授的母親。他們以醫學、營養學、科學知識、性別分工、甚至道德為由,支持母乳哺育,反對母親棄母乳而改用牛乳哺兒。

新京報:無論中西方,嬰兒的哺育方式都經歷了母乳餵養到牛乳哺育的轉變,相比之下,近代中國哺育方式的轉變有何特殊性?

盧淑櫻:我想中國與歐美最大的分別是政府角色的不同。20世紀初,不少歐美國家會設置牛奶站,讓低下層的母親可獲得清潔、已消毒的牛奶餵哺嬰兒。例如,在20世紀初,法國政府的全國性婦嬰政策當中,包括在各地設置牛奶站,為嬰兒提供消毒牛乳之餘,亦會提供身體檢查服務。提供消毒牛乳的本意是保障嬰兒健康,因為不潔的牛奶容易引發各種健康問題,甚至導致嬰兒死亡。

不過,此類情況從未在戰前的中國發生,不論政府或租界政府,充其量只是立法控制牛乳的生產、儲存、售賣及品質,未曾設置牛奶站。因此近代中國嬰兒哺育方式的轉變,可以說是民間自發的舉動。

《保嬰運動大會舉行決賽》,載《新漢口市政公報》,第1卷第11期(1929年)

02

是從本質上改變母親的角色,

還是母職的另一種捆綁?

新京報:近代的牛乳餵養操作起來非常嚴格繁瑣,需要母親掌握科學化的知識,甚至比母乳餵養還要消耗時間;另一方面部分選擇牛乳哺育的女性仍舊認可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孩子如果健康狀況欠佳,會認為是沒有母乳哺育的結果,產生愧疚的情緒。這是否意味著牛乳哺育只是解放了女性的乳房,並未真正使女性和母親的角色分離,甚至對她們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牛乳哺育有在本質上改變母親的角色嗎,還是母職的另一種捆綁形式?

盧淑櫻:我想兩方面都有吧。對一些可以實踐牛乳哺育的母親而言,哺育責任確實得到了解放。同時,牛乳哺育又會給母親增添額外的工作,如果沒有傭人、家人幫忙,這些繁瑣的預備及清潔等工作,還是要由母親擔當。而且並非所有採用牛乳哺育的母親都可以一下子放下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書中提到的覃英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位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通過採用牛乳哺育讓她可繼續其教學工作;惟大兒子健康欠佳,加上要勞煩丈夫照顧孩子,所以令她自覺虧欠了孩子和丈夫,到小女兒出生後,就回歸家庭以母乳哺兒。可見牛乳哺育興起的確開始動搖傳統的母親角色,但傳統觀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過來;但也有部分婦女從母職中解脫,重新思索怎樣做媽媽。

民國時期的勒吐精乳粉廣告,「性質無異母乳,初生嬰孩即能用之」,「係為嬰孩之無上食品」

新京報:近代的哺乳方式並非是母親個人選擇的結果,家庭成員的意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母親的決策。這是否意味著當時的母親自主選擇哺育方式的能動性很小?

盧淑櫻:母親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也要受制於她們的家庭情況,這也是近代中國有關嬰兒哺育研究較少提及的地方。嬰兒的哺育方式並不完全由母親決定,丈夫也有話語權。尤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即使居於城市並受新式教育薰陶的夫婦追求小家庭生活,但還有不少夫婦和翁姑同住,甚至過著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嬰兒哺育就絕非母親可獨斷獨行的事情。所以當討論婦女哺育的自主性時,必須先了解討論對象是哪一個群體的女性,是居於鄉村還是城市?來自什麼階層?家庭情況如何?諸如此類,等等。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20世紀初奶粉商為了推廣奶粉還提供了育嬰支持服務,為缺乏育兒經驗的新手媽媽提供服務。在當代,也有奶粉商公開支持母親在0—6個月內實現母乳餵養,甚至鼓勵女性母乳餵養到兩周歲以上,推動母嬰室在全國範圍內的建立,你如何看待奶粉商的營銷策略?

盧淑櫻:20世紀初,市民大眾欠缺科學知識,母嬰健康服務又嚴重不足,令部分奶粉商有機會提供育嬰支持服務,勸誘母親使用奶粉哺兒。到了21世紀,市民普遍具有了基本的醫學和科學知識,醫學也早已證明母乳是嬰兒最好的食品,因此奶粉商強行將奶粉與母乳作比較實屬不智;相反,通過支持母乳哺育、推動母乳友善政策,更容易讓母親以及社會接受。這種看似以退為進的方法,其實和20世紀初奶粉商的推廣策略有相似之處:彼此均在營造奶粉商是最了解母親需要、最為她們著想的夥伴,日後如有需要,未能用母乳哺育,便會想到這個一直在身旁支持她們的奶粉品牌,可見這是種形象工程及賣廣告的好方法。

民國時期的奶粉廣告,「優劣判然:先後雇用乳母十餘人,終多疾病;服食惠民奶粉二月來,體質日健」

03

實踐母乳哺育的困境

新京報:2020年全國母乳餵養日的宣傳口號是「母乳餵養:給寶寶更多保護」,母乳餵養的支持者認為母乳能夠增進嬰兒與母親的感情,而母乳的特殊性讓它具有奶粉不可替代的價值。但也有人認為奶粉更加健康和衛生,這兩種論調發展到極端就出現了盲目迷信奶粉或者「母乳神教」。你如何看待「母乳餵養」和「奶粉餵養」的論爭?

盧淑櫻:無論是母乳還是奶粉,都只是想給寶寶最好的東西。同時,母親亦有自由選擇是否授乳。只要有理由及論據支持自己的選擇,實在不必過分吹捧自己或攻擊對方的哺育方式。

新京報:有研究表示,在當代中國女性純母乳餵養的意願其實很高,實際純母乳餵養率卻很低,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

盧淑櫻:我想跟婦女工作有關吧!21世紀的今天,不論來自什麼階層、擁有何種教育背景的婦女,大多數都會外出工作,於是產假便成為母乳哺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內地的法定產假是98天,即3個多月;香港更少,只有俗稱「前四後六」的十周產假。雖然醫護人員鼓勵嬰兒首六個月以純母乳餵養,但母親生產後不久便要回到職場,又怎能維持母乳哺育到嬰兒六個月大呢!更枉論全母乳哺兒。有好些在職母親為堅持實踐母乳哺育,會在上班期間抽空泵出母乳,好讓孩子在媽媽不在家時也可食用母乳,但工作場所設計以及資方能否配合又是另一回事。當然,在職母親大可申請無薪假期,甚至辭職回家照料初生嬰兒,但問題卻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為何實踐母乳哺育就要婦女犧牲事業?假如社會認定母乳是嬰兒最好的食物,何以不可在職場和法律層面(如產假、母乳餵哺友善政策)為授乳母親予以支持?

新京報:女性能否在公共場合哺育也往往受到輿論爭議。有反對者認為女性在公共場所袒露乳房是不雅的行為,也有支持者認為母嬰室等基礎設施的缺乏、哺育的特殊性等原因讓女性避免不了在公共場所哺育的情況,應該得到支持和理解,你是怎樣看待的?

盧淑櫻:母親在公眾地方授乳被視為不雅行為,皆因認為女性不應公開祼露及展示身體。其實討論的重點不應放在母親的身體以及設施是否足夠,而是嬰兒及母親的基本權利。假如大眾有權選擇到什麼地方用膳,為何嬰兒無權在公眾地方進食?為何母親沒有權利在嬰兒有需要的時候進行餵哺?這是嬰兒及母親的基本權利。更何況現今輔助母乳哺育的用品相當先進、貼心,能有效地遮蓋母親的身體,如非刻意偷窺或凝視,根本難以看到母親「袒胸」授乳。


本文為新京報獨家原創內容。采寫:湯明明;編輯:石延平;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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