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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寫作只受自己內心的支配

2021-01-18 14:11:58 文化 22人瀏覽
林賢治。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記者/仇廣宇


接觸到林賢治的人都會立刻感知到他的溫和與體貼。對於別人的提問,他會積極主動、事無巨細地回復。作為出版社編輯和寫作者,他習慣了數十年如一日地在下午和半夜編書、寫作,喜歡「中宵起舞」。因此,他會多次提醒打電話來交流的人「要按點吃晚飯」,吃完再聊。


林賢治的書寫始終開放而自由,沒有邊界。當年,在父親和老師的培養下,鄉村少年林賢治本來有可能考上大學,但17歲時即遭遇批判無法升學,「文革」中更是因為身份問題屢遭批判。改革開放後,他在編輯工作之外,逐漸發展為一名他自嘲的「不自由的自由寫作者」。


擔心被批判的恐懼會慢慢平復,相關的記憶卻永遠無法抹去。因此,林賢治的寫作和研究始終圍繞他的生命經驗和他想要探尋的問題。而他的原動力則永遠來自家鄉和家鄉的農民,來自鄉村那片土地上。他也會不自覺地把眼光投向身邊的弱勢群體——生活在鄉村的老人、孩子和女性。他將這一切書寫進一本新書《故園》中。如今,他的「故園」經過數代變遷,經濟上已經有了進步,但在另一方面,也一直在默默失去。


動盪的青年時代


1948年,林賢治生於廣東陽江一個鄉村家庭,母親生了很多小孩,只有他和三姐、四妹三個孩子得以存活。開過私塾並行醫的父親對他的教育問題要求極為嚴格,從小要求他讀書、習字。讀初中時,對政治毫不敏感的父親將他的教育託付給被打成「右派」的語文老師謝紹禎,謝老師的「雜科」和古代文學課程深深吸引了他。他學到了胡適主張的「克讀法」,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並常到謝老師家學習詩文,感受他家中沙龍一般的人文氣息。


讀高中時,林賢治遇見了另一個「右派」老師梁永曦。梁老師的課堂鼓勵開放性的思考和閱讀,會讓學生探討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等課本以外的內容。但卻因為與梁老師的交往以及林賢治自己的三本詩文,這個高中生被舉報,繼而受到批判,成了少見的那種在高中時就要經常寫思想匯報的人。有「工作組」找他談話稱:好在你沒到18歲,照你的思想,到18歲的話要去監獄了。


1965年林賢治高中畢業,因為「思想問題」沒辦法進入大學,只好回到農村種地。正值「文革」前夜,農村的祥和情景早已被打破,山雨欲來的鬥爭氛圍無處不在。1966年「文革」開始後,他的「問題」又被村裡人翻出寫成大字報,把他類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中的「小鄧拓」,批鬥了兩天一晚。


「上中農」的身份也成為林賢治身上另一顆「定時炸彈」。更何況,他家還有海外關係。運動後期,因為懂得家傳的「岐黃之術」,林賢治在大隊允許之下繼承父親的工作為村民看病。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就暫時把醫生身份當作一種安穩的選擇。在那間被用作鄉間醫院的小屋裡,林賢治寫下了一部書稿、一首長詩和11篇論文,將這些稿件藏在書桌夾層中。


1981年,林賢治被借調到廣州的出版社。從「臨時工」做起,開始了近40年的編輯生涯。來到廣州,他終於有幸接觸到大量政治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著作,還有此前從未見過的西方現代派作品,可以盡興地「帶著自己的生命情感和個人色彩」去閱讀、寫作。意外的是,兩年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林賢治又因為「提倡現代派」而遭到批判,儘管風波很快過去,但這一切對他曾經脆弱的心理而言又是一次衝擊。


經歷了這一切,對於「獨立寫作」這件事,林賢治已經毫無感覺,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個帶著深刻生命經驗和問題意識去讀書的探索者。他甚至感覺自己不是一個研究者,只是受自己內心的支配在讀書寫作,帶著問題去看書。他的編輯、寫作,大量圍繞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命運。無論是對魯迅、蕭紅、胡風、巴金等人和問題的研究,還是對西方知識分子命運、蘇東等問題的長期關注,對「黑五類」子女聲音的記錄,都是通過編書、寫書,來不斷進行對自身命運的探問。


鄉村、女性和弱勢群體


林賢治的編輯和寫作工作,幾乎都是沿著「偶像」魯迅在《吶喊》和《彷徨》中的兩條路線進行的:《吶喊》講的是農民的命運,《彷徨》主要講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書《故園》,就是這樣一本被稱為「反田園詩」的作品。


林賢治新作《故園》。圖/三鳴堂文化


「反田園詩」其實就是現實主義,林賢治稱之為「憂鬱的現實主義」。他在歷經過那些巨大的風浪之後,曾一度想到,最大的幸福莫過於一生安穩地做一個農民。這不是「凡爾賽體」的矯情,也不是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那種田園詩式的抒情。他對農村的懷念、對農村生活的講述完全是建築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之上的。「處於不斷的動盪、變動之中的農村生活,不是和平的、安靜的,沒有這個東西。」林賢治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離開農村的林賢治仍然敏銳地觀察到了農村發展之下的種種斷裂:發展的是農民有了房屋、能夠溫飽,過上舒服些的日子,但另一方面、養老金匱乏、空心化、後代教育等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早年的政治運動對農村的衝擊早已使宗族社會發生斷裂,改革開放後,宗族關係又被金錢關係所代替,充滿溫情的人際關係逐漸變得淡漠,農民骨子裡的質樸與土地連結在一起的道德都在不斷遭到破壞。


《故園》中記述的林賢治身邊人的生命故事,母親、父親、三姐、四妹、老師、同鄉、同學都成為他記述的對象。其中有人在運動中失去親人,有人富有音樂才華卻無法受到完整的教育,終生漂泊,還有人曾在「文革」中冒著危險幫他燒書。他記錄事實,為這些人的命運喟嘆,舒緩的敘述之下透著深深的共情。


在這些群體中,林賢治對女性問題有著超乎一般男性作者的敏感。父親對母親的平等態度,家中女性較多的現實,都讓他對於女性易於進行換位思考。另一方面,他在農村生活時親眼看到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受到的限制。她們承受著家務、帶孩子,被「悲劇性地消耗」,然後卻因為疾病被夫家嫌棄,憤而吞藥自殺。這一切都讓林賢治深切感知到農村女性無援、無助的卑微地位。


林賢治仍然想念家鄉和農村,因為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完全在生活之外——上班、看稿、讀書的日子是脫離了社會的生活。當年在農村的日子雖然艱苦,但那才是真正「陷入生活裡面」,這種生活用普希金的話說就是: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念。對於農村問題,林賢治還沒有寫夠。他收集了100多本關於農村的書,打算經過研究之後,繼續書寫他在農村看到的一切。


小人物


在寫作上不依附於任何機構的林賢治,常年從事保留記憶、搶救「遺產」的寫作。他承認這樣的工作越來越難做,因為很多人對歷史記憶出現了空白,甚至對同一件事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解讀。對此,他覺得普及常識、公開信息、允許爭論和尊重歷史,是他能想到的「歷史記憶正常化」的四種方式。


他觀察了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群體的發展脈絡,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單位人」到20世紀80年代的開放自由人格,再到20世紀90年代受到的商業化影響,他始終認為批判性是知識分子身上必須保留的特徵。面對商業化大潮侵蝕和學術「抱團」現象,他時刻保持警惕。他追求文體上的美,欣賞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海涅的政論和本雅明的文本,尼采的思想隨筆。「他們非常自由,因為他們就忠實於自己的思想。」


這種獨立性也體現在林賢治的編輯工作中。當編輯時,林賢治保持著他一以貫之的性格,溫和背後有著毫不動搖的原則。他說自己寧可得罪作者,絕不得罪讀者。他敢於退馮亦代、董樂山這樣重量級的作者的稿件,但也會寫下詳盡的退稿信說明原因。有趣的是,說過實話後這些「大咖」不但不介意,還依然和他保持深厚交情。邵燕祥還曾經稱他是「中國第一編輯」。


比起名人,林賢治更願意把精力花在小人物身上。幾年前更新博客時,林賢治會叫家人每隔兩周把網絡留言列印出來拿給他看。一次他發現了一條投稿留言,是一個40萬字的來稿。自由來稿的質量一般都不高,但當他開始閱讀後,卻一口氣讀了幾十頁。後來他才得知,投稿人是生活在江蘇的一個開油鹽雜貨店的農婦。林賢治意識到,這個人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文學訓練,作品卻真正值得被人閱讀。他花費了一個月時間,把這部作品的文字瑕疵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


那次「投稿事件」令林賢治開始深入地自我拷問。他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同情小人物、和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對別人述說的時候也樂於如此表達。但這一次他開始反思:一開始的不重視,是否表示自己骨子裡還是有輕視小人物的優越感?


如今,林賢治依舊過著規律的日子,退休後的他還繼續到出版社工作。哪怕是節假日,他都會在上午11點左右起床,下午4點鐘準時步行20分鐘來到辦公室,工作到晚上7點多鐘,回家後繼續讀書、寫作至凌晨3點。他大多數時候只願和至交好友來往,不聚會、不扎堆,只過編稿、寫作、逛書店的生活,樂此不疲。


不過,和十年前那個不碰電腦、寫博客都要請別人代勞的自己相比,林賢治這些年還是努力跟上了時代,他學會了使用微信和簡單的電腦打字,可以直接上網看新聞,最近最關注的問題就是美國大選。這種簡單的生活儘管顯得有些刻板,但對於曾經經歷了太多精神動盪的林賢治而言,未嘗不是一種他所夢想的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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