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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的文學常識,曾經卻讓魯迅和同時代人耗費多年呼籲發聲

2020-05-12 05:32:37 文化 170人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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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點

敢不敢面向真實,要不要審美性,這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而真實性則比審美性更重要,因為沒有真實性,也就談不上審美性。

但在中國文學中,真實性曾是一個大問題。一直到新文學運動時期才被正視。反對瞞和騙的文藝,要求寫出生活的實情來,雖然是魯迅喊得最響,但其實並非魯迅個人的要求,而是時代的呼聲。早在魯迅之前,他的老師章太炎就提出文學、歷史寫作中的「真」的問題,與魯迅同時代的作家中,求「真」的人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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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以美來感動受眾,所以對藝術作品的鑑賞稱為審美活動。但「美」 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須和「真」與「善」結伴而行,相互依存。於是有了「真、善、美」之說,而且「真」與「善」還置於「美」之前。這就是說,只有真實的、引人向善的東西,才是美的,否則,就成為它的對立面:假、惡、丑。

但在中國文學中,真實性曾是一個大問題。魯迅曾寫過一篇雜文:《論睜了眼看》,就指責「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比如: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是早就感到了的,這才有「私訂終身」的詩文和戲劇出現,但明末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點也加以補救,說是「才子及弟,奉旨成婚」,這樣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盡寫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作品,「使讀者落入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敢於寫實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蓬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魯迅在列舉了許多例子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這是一種「瞞和騙的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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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孫溫繪《紅樓夢》

這種「瞞和騙的文藝」的產生,有認識論上的根源。即作家不是從現實生活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寫作,而是以某種理念為依據,規定什麼可以看,什麼不可以看,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在過去長期的封建社會裡,這個通行的理念,就是孔子所說的「禮」。《論語·顏淵篇》中說:「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個「禮」,孔子看得很重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這是他行仁政的根本立足點,凡是不合這個「禮」的,作家們就看都不能看,聽都不能聽,更不用說去言,去寫了。

2

儒經是中國的哲學,孔子是大成至聖先師,他的著作浸潤著後世士子的心靈,所以大家一切從觀念形態的「禮」出發,要求按「原則」行事。直到新文化運動興起,孔子從大成殿的高位上跌落了下來,這才把「禮」也順帶地打破了。在文藝上提出了「寫真實」的要求。

很長一段時期,人們常常把新文學運動叫作「白話文運動」,這是不全面的。白話文只是新文學在語言形式上的一個表征,其實,它還有一些思想內容上的重要特點,如:打破思想上的迷信觀念,要求將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審判台上加以價值重估;打破頭頂上的「天地君親師」的重壓,要求個性解放,在文學上充分地表現自我;反對從觀念出發看問題,棄儒家的「禮」於不顧,要求面向現實,敢於直面人生。這樣,才產生了全新的文學。

這裡,我們暫且不談理性的審判和個性的解放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作用,只看「寫真實」論在新文學發展中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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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魯迅之前,章太炎就提出文學、歷史寫作中的「真」的問題

反對瞞和騙的文藝,要求寫出生活的實情來,雖然是魯迅喊得最響,但其實並非魯迅個人的要求,而是時代的呼聲。早在魯迅之前,他的老師章太炎就提出文學、歷史寫作中的「真」的問題,與魯迅同時代的作家中,求「真」的人還有很多。理論家們提出要建立真誠的、寫實的文學,而作家們也紛紛把真實性看作自己的寫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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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平民文學》)

「我懷抱著兩個做詩的信念: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真實。」(《冬夜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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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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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

「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誠實的自己的話》)

「我平日總想以『真』為寫作的惟一條件。」(《寄小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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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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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易卜生主義》)

五四文學的新面貌,就與這種「真」的追求分不開。

但可惜,這種真實性的文學沒有發展多久,另一種觀念論的文學就起來了。這就是普羅文學的興起。

普羅文學的出現,自有它現實的必然性,但它從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出發,而忽視文學的真實性和審美性,卻給自身帶來重要的缺陷。比如,創造社的李初梨就否定「文學的任務在描寫社會生活」說,而提倡寫「階級意識」論。(《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而太陽社的錢杏邨則從日本搬來新寫實主義,認為藝術描寫除了真實性之外,還要強調其正確性,而且把正確性放在真實性之上。(《中國新興文學的幾個問題》)這樣,普羅文學家們所描寫的,都是經過意識形態過濾過的,也就是符合階級需要的材料,而非真實的生活。而且,由於忽視審美性的結果,又出現了嚴重的標語口號化傾向。

正是從這種新的觀念論出發,他們否定了五四以來的寫真實文學,從魯迅、周作人,直到冰心、葉聖陶,一概罵倒,而以魯迅為主要討伐對象。魯迅毫不退卻,奮起反擊,他所捍衛的不僅是個人的名譽,更重要的還是五四精神。於是展開了有名的「革命文學」論爭。論爭的文章,很多看似糾結在個人瑣事上,如「醉眼朦朧」「封建餘孽」「有閒、有閒、第三個有閒」等等,那是因為「革命文學家」們用這些詞語對魯迅施行人身攻擊,魯迅需要進行反諷之故。細看全部論爭文章,理論上的焦點還是集中在意識性與審美性、現實性與超越性這兩個問題上。敢不敢面向真實,要不要審美性,這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而真實性則比審美性更重要,因為沒有真實性,也就談不上審美性。

3

在革命文學論爭中,魯迅的《阿Q正傳》也成為重點批判材料。錢杏邨就寫過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認為魯迅的作品沒有現代意義,「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想」。他們看不到現實生活中民眾的落後性,一味要求去讚頌光明,殊不知實際情況遠非如此。魯迅當時寫過兩篇短小的雜文:《太平歌訣》與《鏟共大觀》,對此作出回應。有些研究者把後一篇看作是魯迅抗議國民黨殘殺共產黨人的文章,而大加讚揚,但其實,這兩篇雜文與早期的小說《藥》一樣,意在諷刺民眾的麻木狀態。《鏟共大觀》的末尾說得很明白:「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而《太平歌訣》則更直接地將矛頭對向「革命文學家」的理論:「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卻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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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繪《阿Q正傳》

對《阿Q正傳》的非議,當然不止於普羅文學家,早在這之前,西諦就對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做起革命黨來,提出了疑問。魯迅很明確地回答道:「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阿Q正傳〉的成因》)這就可見,對於未來的預見性,只能包含在對於現實的深刻認識中。

那麼,什麼是「阿Q似的革命黨」 呢?請看作者對阿Q想像中的革命情景的描寫: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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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阿Q正傳》海報

這種描寫當然不適應革命文學的要求,但是,卻很符合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

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並沒有爭論出一個什麼結果來。不久之後,魯迅雖然被推出來做左翼作家聯盟的旗手,但部分左翼作家們其實並不認同魯迅的文藝思想,所以左聯內部自始至終摩擦不斷,使魯迅必須橫站著戰鬥,以防背後射來的冷箭。

4

在左聯時期,魯迅有兩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一是1933年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所說:「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二是1934年1月25日致姚克信中說:「先生作小說,極好。其實只要寫出實情,即於中國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這就是說,直到晚年,魯迅仍堅持五四的啟蒙主義和寫真實論,要求作家勇敢地揭示病苦,寫出中國的實情來,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對中國有益。

文學上真實論和觀念論的鬥爭,直到魯迅逝世之後,仍在繼續,而且愈演愈烈,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分析和總結。這不僅是文學史研究的需要,其實還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正如魯迅所說:「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這個與那個》)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配圖:歷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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