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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朝鮮善後六策》在中國亡佚的原因

2019-11-22 01:20:14 歷史 50人瀏覽

2014年的上半年,中國學者莊安正在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中發現在中國銷聲匿跡達百年之久的張謇《朝鮮善後六策》抄本,作為近十年來張謇文獻與近代中朝關係史料上的重要收穫,這一抄本的發現迅速引起中國學界的關注,並被相關研究所徵引。只是抄本的內容與張謇的回憶存在較大出入,並非可直接使用的文獻,所以必須抱著審慎態度對此抄本的真偽及相關問題予以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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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

張謇《朝鮮善後六策》雖是近代中朝關係史上的重要文獻,但自撰成後就處於隱晦未明的狀態中,以致於通行的張謇文集如《張季子九錄》及《張謇全集》均未能收錄此文。為何會出現這一反常現象呢?一般都會引用張謇致韓國鈞信(1911年4月)中所作的解釋:

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壯武公援護朝鮮,即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有援漢元菟、樂浪郡例,廢為郡縣;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自改而為練新軍,聯我東三省為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複流虬。時張靖達公回粵,李復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乃自宛轉於京朝大官。大官中獨吳縣潘文勤公、常熟翁相國稱善;寶竹坡侍郎曾采以入告。孝欽詢政府,政府奉教於李,亦斥之。使當時李非昏髦驕盈者,即不規複流虬,而於中朝創業大計,稍稍措意,於朝鮮行我之第三、四策,而因以經營東三省,安有日俄之爭,安有立韓、覆韓之事?安有東三省之危?屈指是說,近三十年矣。今之後生,固無知者,即當時士大夫知之者曾有幾人?天下後世,誰復知亡東三省者罪李鴻章乎?今言之亦無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齒於亡國之庸奴也。

儘管信中沒有指明李鴻章所「嗤為多事,擱置不議」的就是《朝鮮善後六策》一文,揆諸相關文獻,我們還是可以找到頗多佐證來證明在「壬午、癸未之間」張謇對於朝鮮問題的最重要意見只有保存在《朝鮮善後六策》一文中,如張謇《壬午日記》八九月間有多條關於《朝鮮善後六策》的記載:

八月十八日枚生來,久談。……寫《朝鮮善後六策》。

八月三十日大風,以《六策》示道園、浣西,謂純正切近,必可行,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

九月一日與道園、浣西極其國事,……,二君以是日午後登舟,堅強余行。余曰:《六策》如行,雖為朝鮮賓師可也,不然去何益?

九月二十三日……,得石菱、浣西、惠人訊。石菱、浣西望余之去尤切,謂《六策》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然如此去尤不可輕。

據此,我們不僅可知張謇寫作《朝鮮善後六策》的具體時間為光緒八年八月十八日(1882年9月29日),還可知當時朝鮮方面對《朝鮮善後六策》的「純正切近,必可行」、「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的正面評價,也有張謇本人語焉不詳又比較消極的「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的自評。此外,由筆者與千金梅教授合作整理的《大陣尺牘》中收有張謇致朝鮮官吏金昌熙的系列信札,這批信札中亦有幾通信札提及《朝鮮善後六策》一文撰寫及時人的反應,可以作為張謇在這一時間寫作《朝鮮善後六策》的旁證,如其中一札云:

石菱參判足下:別後傾念無已。十七日抵津門,百事草草,鮮有好懷。途中冒觸風寒,小病積日,遂請於節帥,暫留登州休養。瞻言滄海,不復能晤,傷如之何。《六策》已寫出,聞與一切主持善後者不同,故絕不示人。但與道園、浣西談,似有隱合於所見者,略為宣說大意。病中不能多寫字,有稿存節帥處,屬示足下及雲養留守。不侫與雲養函,亦屬其告足下,審定其謬。計人家國雖空言,必求至是,非故謙也。……制張謇頓首。八月二十七日登州。

據這通信札內容可考其寫作時間為張謇第一次離朝還國的光緒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82年10月8日),也就是張謇寫就《朝鮮善後六策》的第九天,信中所說「《六策》已寫出,聞與一切主持善後者不同,故絕不示人」云云,雖未指明「一切主持善後者」(註:據劉寂潮先生提示,此處的「一切」並非「所有」之意,而是指「權宜」,竊以為「權宜」的解釋符合當時「張靖達公回粵,李復督直」的歷史事實)為何人,但與致韓國鈞信中所說「李復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的說法是一致的。而信中所說「但與道園、浣西談,似有隱合於所見者,略為宣說大意」與上引張謇《壬午日記》所記「以《六策》示道園、浣西,謂純正切近,必可行」的事實又是吻合的。如此,以《日記》與信札中多重證據證明,張謇在1911年4月致韓國鈞信中所說的「上書直督,請達政府」之「書」即為《朝鮮善後六策》,而張謇對於《朝鮮善後六策》後來而湮沒無聞甚至亡佚所作的解釋是合符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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